文/文萧

　　骄阳不烈，秋风不燥。沉默了两个月的校园，又迎来了拖着行李、提着箱子的学生。他们成群结队地行走着、嬉闹着、蹦跳着，欢乐的笑声盖过了行李箱轮子摩擦大地的声音，响彻整个校园。此时，我的耳边响起一首歌：“小呀么小儿郎啊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那风雨狂，只怕那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无脸见爹娘。”

　　于是，记忆就带我穿回到40多年前上小学的情景。

　　我出生于70年代，家境虽清寒，童年却盛满了阳光。在农村姑妈家的七年，爬树掏鸟窝、下河摸鱼虾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。转眼到了上学的年龄，父母把我从乡下接到了城里的家。那时父亲是城市户口，母亲却是农村户籍，按那个年代的政策，孩子户口随母，我便成了住在城里的农村娃，上学成了难题。为了我读书的事，年近50岁的老父亲愁白了头。一向“硬气”的老父亲，只得低眉顺眼到处托人去“跑关系”。好在父亲年轻时是个小干部，有点面子，读书的事在8月底总算有了眉目。

　　报名的那一天，母亲早早喊醒了我，让我穿上新衣服，絮絮叨叨叮嘱：“老师问话要答清楚，嘴甜些，反应快些……”。想到终于可以去读书了，我高兴地跳起来，哪里还听得进母亲的唠叨，赶紧背上书包，坐到父亲的二八自行车三脚架上，催促着父亲赶紧出发。一路上，呼呼的风声从耳边吹过，路上熟悉的人见了我们父子俩，吆喝着：“嗨，老陈啊，你家小儿子也要上小学啦？”老父亲“哎——哎——”地应着，如同我一般喜形于色。红领巾、少先队、让我们荡起双桨，《祖国花朵》这部电影里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在我眼前一一闪过。

　　父亲带我去的是师范附小。校门两侧的毛竹林长得整整齐齐，叶上还挂着晨露，风一吹，还沙沙地响，像在欢迎我。报名处是一间刷着白墙的平房，一位戴眼镜的女教师坐在桌前，温和地问了我的名字、家住哪里、上的是哪个幼儿园。一开始我回答得还比较流畅，可后来让我数数，我就紧张了。从小我对数字就犯怵，数到65便卡了壳，怎么也想不起下一个数。站在一旁的父亲，比我还着急，手指在背后偷偷比划，见我还是发愣，索性伸出两个大拇指和两个小拇指，想告诉我是66。当时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便按照父亲的手势，报出了22这个数字，然后又机械似地开始数“23、24、25……”。报名处的老师见我涨红了脸，笑着摆摆手没再为难，只让我回去等通知。回家的路上，父亲一改来时的慈祥，沉着脸，心事重重。人生中的第一次读书报名，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中匆匆结束了。

　　没想到过几天，我收到了开学通知书，全家人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原来，所谓的面试只是走个形式，对于我的特殊情况，学校也很同情，破例录取了我。于是我成了该小学的新生。

　　开学后，我们去参加劳动。老师组织我们搬砖头比赛，为建造新校舍做贡献。一想到校舍建成后，我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新教室里读书，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，我也不例外。虽然我个子不高、身体也不强壮，但是儿时的农村生活，培养了我熟练的劳动技能。我一口气搬了五十多块砖头，同学们看到都惊呆了，老师也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表示要让大家向我学习。那一刻，我感到无比的自豪。那个时代，劳动教育是学校的必修课，“劳动最光荣”的思想深入人心。

　　40多年过去了，那个不会数66的淘气小男孩，已经成长为一名高校教师。每年开学季，看着穿着新潮，拖着行李箱的新生们走进校园，总会想起70年代那个早晨，父亲的自行车铃声，毛竹林的沙沙响，还有那装着半块橡皮，却像装着整个世界的帆布书包。

　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，于他们而言，或许是最新款的手机，是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而于我，那年秋天能背上书包走进学校，便是生命里最亮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