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刘华

　　在余华小说《活着》中，主人公福贵的人生可谓“越走越窄”：从家财万贯的徐家少爷到只剩一头老牛做伴的老头，破产、饥荒、丧亲……每一次命运的翻页都撕掉了他的一层皮。然而，真正让福贵一次次从苦难的田埂上爬起来的，并非“明天会更好”的期盼，而是妻子家珍的一碗稀粥、女儿凤霞出嫁前的笑、儿子有庆看到他牵来小羊的一声“爹”……

　　《活着》中亲情的呈现是多维的，每种亲情都在苦难中有着独特的体现。徐老爷对儿子福贵的情感，体现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。祖上攒下的家业是徐老爷的骄傲，他对儿子福贵最大的期望便是守住这份家产。可福贵偏偏是个浪荡子，整日泡在赌坊里，把良田、房产都视作筹码，最终输光了所有财产。徐老爷把房子、田地抵押成铜钱，执意要福贵亲自挑着装满铜钱的担子去城里还赌债。“挑铜钱” 这一事件，将父子之间的情感推向极致，成为父子间最沉重也最深刻的一次互动——可以说，徐老爷以最残酷也最用心的“最后一课”，试图为迷途的儿子点亮一盏微弱的灯。而福贵，虽然没有立刻成为“好孩子”，但肩膀上的疼痛，或者说，承受疼痛的能力，确实如徐老爷所愿，刻进了他的生命里。

　　夫妻之情在苦难中表现为相互托举。福贵败家后，昔日的富家少爷一贫如洗，家珍的父亲心疼她，敲锣打鼓把家珍接回了家，但家珍顺利地生下有庆后，又回到了福贵身边，和福贵一起过着苦日子，后来即便身患软骨病，依然默默操持着家务，用自己的坚韧支撑着这个濒临破碎的家。而当家珍得了重病时，福贵悉心照料，陪她走过最后的时光。面对物质匮乏和精神重压，两人相互扶持，不离不弃，形成了命运共同体，彼此成为对方在苦难中前行的依靠。

　　亲子之情则在愧疚与回报的往复中，显露出血脉相连的厚重。福贵对儿子有庆怀有深深的愧疚，比如卖掉有庆悉心照料的羊“伙伴”，又或者因自己的忽视间接导致儿子被抽血致死，这份愧疚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。福贵对女儿凤霞疼爱有加，在为女儿寻婆家时，十分操心，生怕女儿受委屈。而有庆喜欢跑步，常把鞋跑坏了，为了保护“鞋子”，减少家庭负担，即使冬天也光着脚跑去上学；凤霞则默默分担家务，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着父亲的爱。这种包含愧疚、疼爱与回报的亲子之情，成为福贵在苦难中不愿放弃的情感。

　　隔代之情则是生命延续的微弱慰藉。福贵对外孙苦根呵护备至，用有限的粮食喂养着他，苦根的存在让福贵晚年有了精神寄托，让他在孤独的生活中感受到一丝生命的活力。尽管这份亲情短暂，却为福贵漫长的苦难注入了温暖的底色。

　　福贵与女婿二喜之间的亲情，是基于对凤霞共同的爱而滋生的联结，在失去凤霞的阵痛中愈发紧密。二喜第一次上门时，没说多少客套话，只是观察福贵家的破烂屋子，想着如何装修一番。凤霞嫁给二喜后，二喜疼惜她，夏天蚊子多，没有蚊帐，天一黑二喜就躺倒床上去喂蚊子，等蚊子吃饱了，才让凤霞去睡。福贵看在眼里，这个不会花言巧语的城里的搬运工，用笨拙的实在劲让他放了心。凤霞难产去世后，两个男人的世界都塌了一角。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而襁褓中的苦根则成了他们之间“情感”的纽带……

　　亲情作为苦难中的“微光”，有着双重作用。一方面，它能缓解苦难的残酷性，赋予痛苦以意义。亲情虽然无法改变苦难的本质，就像凤霞最终还是难产去世，但它能让苦难过程中的个体感受到被爱与被需要。福贵在丧子后一度崩溃，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，但对家珍和凤霞的责任让他重新振作起来，亲情成为了他痛苦中的“缓冲带”，让他觉得自己的痛苦并非毫无价值，还有需要守护的人。苦难过滤了亲情中的功利成分，使其回归“无条件的牵挂” 本质，也因此更具精神穿透力，能在苦难中给人带来温暖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亲情支撑着生存的持续性，为个体提供精神韧性。当外在的物质与社会关系崩塌时，亲情成为个体与世界的最后阵地，阻止人滑向彻底的虚无。福贵在亲人全部离世后，将对亲人的情感投射到与他相伴的老牛身上，给它取名“家珍”“凤霞”“有庆”……把老牛视为亲人的延续，正是这份特殊的“亲情”，让他能够继续在世上生存下去。

　　余华在《活着》的自序里说：“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，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。”但福贵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支撑人活着的，恰恰是那些“活着之外”的东西——亲情从来不是战胜苦难的工具，它是穿透黑暗的微光，微弱到随时会熄灭，却足够让一个人确认“我仍被需要”“我仍值得活下去”。在命运的暴风雨中，那些紧紧攥住的手、含泪的凝望、沉默的陪伴，或许不能挡住风雨，却足以照亮一个人走过漫长的黑夜。（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第六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获得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