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陈涌涛

　　在我不长的读书生涯中，遇到过多位好老师，让我最难忘的，是高中时的班主任陈老师。

　　开学后的某天，上课铃响，沈校长领进来一位新老师：国字脸，细长眼，唇上一抹美髭，头发浓密而略卷。他站了会，不作声，拿起粉笔，在黑板左侧由上而下重重写下三个大字，转身，眼神烔烔：这是我名字，我叫陈兴龙！那年，陈老师三十五岁，我十七岁。

　　陈老师脸颊方正，不怒自威。他藐视各种陋习谄佞，富有正义感，看不惯时，爆个粗口，“娘希匹！”领导也惧他三分。但他色厉内柔，待人感性，平常一副旷达豪爽样，谈笑风生，平易近人。在任班主任的日子里，他传导给我们的，除了快乐，就是亲和。

　　不久，他因病回县城休养，后调任县教育局政治教研员，在培养教师队伍的岗位上敬业奉公，直到退休。

　　那个年代，读书不吃力，课外无所事事，看着头顶的太阳消磨时光。一天，我和永祥等同学自镇上返校，途中见村民捉一大蛇，杀之取皮，剩余欲喂狗。沛根直呼可惜，怂恿建南用草绳缚住拎回学校，盐水煮了吃。这就闯了祸，全校通报，纪律处分。作为班主任，陈老师顶住压力，也就象征性批评了几句，我们心存感激，确立了他在我们心中的“江湖”地位。

　　七十年代有阵子我比较空。有时无聊起来，兴之所至，四处串门。沿西河路、体育路经市心路往南，就是人民医院大门了。夏天，医院内树影婆娑，南墙边一排家属宿舍，平房，简陋。师娘是资深妇科大夫，陈老师在此得以有个家。一个男孩坐在矮凳上做作业，陈老师喊他站起来，叫我“哥”，我大受震动，那一刻，我在心里把自己当作老师的家人了。

　　后来，他搬了新居，在人民路，二楼，有个小走廊，进门靠左是厨卫，比正房低两级台阶。

　　那时我常光顾，一副“熟人要亲”的良好自我感觉。

　　见有人来，他俩一阵忙乱。师娘泡茶，老师开始削苹果，削好的苹果开水烫着，到厨房用一根小指头勾着毛巾拎到我手中，说：“曲嘛曲嘛（吃吧吃吧）！”小指勾毛巾的动作又夸张又好笑。

　　然后坐下聊天。他点燃一支烟，就像安徒生的小女孩擦亮火柴，充满了能量。——建华前几天刚来过；园园谈朋友了，你知道是谁吗；伯林和秀岐参军，部队在上海呢；张英当校长啦；金龙从北外阿语系转到英语系了，谁谁……我不知道，他全知道。他不停地说，嘻嘻地笑，嘴角泛出细细的泡沫。

　　陈老师博忆强记，观四方而呼八方。多少年了，还叫得出全班学生的名字，闲谈间，会适时把话题引向双方的关注点，绝无冷场之虞。

　　一次蛟龙自杭州来找我，路遇陈老师，三人去市心桥旁冷饮店喝牛奶和冰镇绿豆汤。毕业后，这样的机会难得，我们谈论各自近况及学校旧事。蛟龙嗓音浑厚，兴奋起来，声量渐高。他是全校公认的男高音。哪料陈老师居然比他还大声，仿若一与学生接近，便忘了年纪和身份。旁人掩嘴而笑，笑他奇怪的腔调，并对他的相貌窃窃私语。

　　要结账了，陈老师从兜里掏出皮夹子，“啪”放在桌上：“巧（钞）票我来付！”

　　担任教研员后，陈老师致力于课程改革与教学研究，参与将统编教材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课题，通过公开课观摩，听课访谈，了解基层第一手资料。但凡他认为某位老师有潜力，便积极向教育局建议、疏通，东奔西走，不惜翻脸拍桌子，尽其所能为他们的提拔与调岗鼓与呼，给青年教师创造更大的施展空间。

　　2006年10月，陈老师首次被查出罹患肿瘤，同学们都很震惊和难受。尽管他始终乐观面对，顽强与病魔缠斗，挺过多少生理和精神上的折磨，最终还是没能熬过去。2013年4月7日，陈老师与世长辞。

　　据全程参与丧事操办的沛根告诉我，吊唁之人，里外三层，竟有汹涌之势，无不奔着先生人品而来。

　　岁月会冲淡过去的每一日，任何精彩，都将被经久的磨砺而变得平庸无感。但在我看来，那个在黑板前挥动粉笔的陈老师是永恒的，他注定要在那一刻起，以一个令我们尊敬的有趣灵魂，留驻在我们的心里。